在中国有很多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和教授天载配资，但他们的所谓“理论”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教科书，雷打不动地占据着网络头条，还屡屡获得网络小编的推荐，对莘莘学子的误导可想而知。当然，我说的这种不懂，不是形而上的夸张，而是百分之百的，确确实实的不懂！比如，你随便搜索下“诗歌的起源”几个字，便会搜出一大堆诸如“劳动号子”，“歌谣”这样的荒唐假设。马克思说过，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先于形式，他们肯定读过，但这些死读书，读死书的著名学者教授只会在考试时运用，一旦牵扯到具体的实践活动，他们早忘得一干二净。“劳动号子”，“歌谣”只与诗歌有形式上的联系，内容上是风马牛，诗歌的爹妈是忧伤，愤怒，展望，劳动号子或歌谣的爹妈是快乐，有趣，好玩，它们的爹妈不同，怎会是同一个爷爷奶奶呢？很显然，他们抛却内容，只在形式主义上拍脑袋，还是一种“形式先于内容，形式决定内容”的错误思想作怪。
在儒家时代的的中国，是很难见到科学而客观的诗学理论的，因此，新时代的批评家必须抱定从零起步的决心，执着一生方能有所建树，否则，仅靠所谓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类勇做第二的漂亮态度，可能只是一种徒劳无功的零和游戏。因为，儒家时代的所谓诗学理论，大多时候就是领导或权威的最高指示，后辈所谓的理论家只是在给“最高指示”美化润色罢了。比如，“诗言志”本是尧和赵文子所说的话，后世理论家拓展为了“在心为志，发言成诗”，这个理论家的所谓贡献就是证明了：“大米饭是大米做的”，“红烧肉就是猪肉做的”，不是吗？在心为志发言成言志诗，在心为情发言成抒情诗，在心为理发言成哲理诗，在心为智发言成智性诗，这是理论吗？我看就是拾领导牙慧罢了。再如，孔子说诗就是“思无邪”，至今还在被儒子儒孙供奉，这类似于说，棋谱，菜谱，乐谱、药方也是诗，因为它们比诗歌更加思无邪。
展开剩余85%《论中国诗的起源》/鹰之
关于中国诗的起源问题，至今仍是个众说纷纭的悬案，其中在业内认可度较高的有：劳动号子，宗教、巫术、祭奠仪式，歌谣、游戏、模仿等等几种，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内容先于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的观点来论证，这些猜想中有很多都是缺少常识的主观臆断，虽然获得了各种媒体的发表权，但对诗学基本没什么参考价值。因为这些猜想的出发点大都是基于形式，寻找其它社会意识形态与诗歌形式上的相似性，在内容上与诗歌关联并不大，似乎凡是与诗歌有形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都应该法定在诗歌诞生之前诞生的。若这些推论成立就等于说，诗歌是形式先于内容，形式决定内容的词语游戏，这不但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相违背，也令诗歌置身于独立于万物之外的悬空境地，因此，对诗歌起源的推论与考证，必须建立在内容先于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的理论原则下，本着先“神似”后形似的推理次序，方能有的放矢。
劳动号子
劳动号子与诗歌的唯一联系是形式上的音乐性，但在内容上不但没有联系，甚至二者的发轫源头截然相反。首先，劳动号子诞生于人类一种不断重复的日常生产活动，属于惯常中的惯常，而诗歌则诞生于创作者异常的情绪波动，是突然的，无规律的，属于异常中的异常，二者是截然相反的。其次，劳动号子诞生于生产劳动的快乐场景，而诗歌则主要诞生于创作者的愤怒与忧伤，二者的基因排序也截然相反，所以，这种建立在形式决定内容前提下的推论属于无稽之谈。
宗教
宗教与诗歌的唯一联系是神性，都有与神灵与天地沟通的象征属性，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假设，就是假设神话传说先于宗教和诗歌，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宗教先于诗歌，宗教主可以利用神话传说创立宗教，诗人为什么不能同时利用神话传说写作呢？而且，宗教是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最起码诞生了让众多信徒一致信服的行动纲领，而诗歌属于个体行为，不必经历群众的这个“认证”过程，因此，按此推论诗歌诞生年代应该在宗教之前。而且从普遍性上讲，更不能确认宗教与诗歌的师承关系，既使世界上传播最广泛的宗教，传播对象也只是人群中的一部分人，而诗歌针对所有人，出发点是人性，而且几乎是人性的第一反应（在心为志，出口成诗，即是此理。）。因此，从与人性的距离上来说，诗歌是先于宗教的，或者说在具体的“xx教”出现之前，汉字中的“诗”字早出现过了，只能说诗歌对宗教的生成与发展有启发或促进作用，而不能说诗歌诞生于宗教。
巫术与祭奠仪式
如果说神性作为宗教与诗歌的共通点可以视作“道同”的话，从宗教中抽离出来的巫术和祭奠仪式与诗歌便只有“术”的联系了，或者说只有形式上的联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认为，巫术和祭奠仪式是音乐和舞蹈配合的神秘符号，这形同诗歌声情并茂的意象，都带有某种象征性。但即便如此，也无法证明诗歌的音乐性就必然晚于巫术的音乐性，诗歌的音乐性简单直接，与汉字形声结构生成原理相近，而巫术与祭祀活动的仪式比较复杂繁琐，只能说复杂模仿简单，复杂是简单之上的完善，而不是相反。而且，诗歌的意象是面向所有人的，是人人可感受的一般性意象，但巫术与祭奠仪式所影射的“意象”，则是非此即彼的，答案永远在少数施法者那里，属于带有不传之秘性质的“个别化意象”，与诗歌只能是“形相近，性相远”，形不成师承关系。
歌谣
说诗歌诞生于歌谣只是文字游戏，跟男人和女人都诞生于人类差不多，诗歌最初诞生肯定朗朗上口的歌谣形式，但其中一部分有诗性，发展成了诗，另一部分缺少诗性，最终还是歌谣，谁又能考证出第一曲歌谣究竟是诗还是顺口溜呢？
游戏与模仿
这种推论比劳动号子更不着边际，无论抒情诗，哲理诗，智性诗都先天带有一定的抒情属性，而游戏与模仿则与抒情性无关，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诗诞生于占卜
既然劳动号子，宗教、巫术、祭奠仪式，歌谣、游戏、模仿等等几种猜想与诗歌的起源关联并不大，那么，中国诗的起源究竟与哪种实践活动有关？笔者认为，诗歌的起源可能与占卜关联性最大，无论从内容与形式还是诞生时间，都更容易找到佐证。
首先，从内容上来说，占卜与诗歌是最具相似性的文化实践活动，占卜起源于人类对不可知性的担忧与对未来的憧憬，这两点与诗歌不谋而合。诗歌的诞生也是忧伤与憧憬，尤其千古承传的“诗言志”情节，跟占卜一样，都是对未来的一种判断与期待。其次，从诗歌的形式上来说，诗歌与占卜的相似性比巫术更接近，占卜中的卦象与诗歌的意象异曲同工，都是借助不相干事物的形象与状态来达到影射现实的目的。至于有人质疑卦辞缺少音乐性与诗歌关联小，我想这种质疑未必能站住脚，代代相传的“瞎子算命”便是最好例证天载配资，这些人大部分目不识丁（古代没有盲文课本），如果不是卦辞朗朗上口的音乐性，他们又如何能实现代代相传的传承？而且诗歌的诞生之初未必具有音乐性，音乐性很可能是后期发展完善的结果。
除了内容与形式上的关联性和相似性之外，占卜术也是当今能唯一找到证据证明与诗歌有“师承关系”倾向的文化实践活动，首先，占卜活动是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文化实践活动之一，根据当今考古学发现，从古墓中发现的占卜器具很多距今8000年以上，尤其国人对《易经》考证与研讨，根据南怀瑾先生的推论，《易经》的诞生可能距今200万年以上，从诞生时间上具备早于诗歌诞生的可能性。其次，从《易经》中主要的修辞手法象征和隐喻来说，也具备与诗歌有师承关系倾向的可能性。有人也许会问，《易经》和诗歌同样也使用象征隐喻，凭什么说占卜不是在模仿诗歌，诗歌是占卜活动的老师呢？这很简单，我们将《易经》和《诗经》中的文字放在一起比照下，便一目了然了：
我们先打开《易经》中的第一卦乾卦：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乾卦就是个主意象为“天”的象征象，象征着博大、刚健、向上的事物（根据卜卦者的目的不同，可有分别指涉。），那么，卜此卦者自然有个广大、亨通、吉利、纯正的美好前途。”后面的爻辞也是个“天命之龙的主意象，是让卜此卦者以龙作为榜样，来时时矫正自己的言行。六句爻辞也是六个事象，如：“潜龙，勿用”，指的是处在逆境中的人应像“蛰伏的龙”那样学会韬光养晦。“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指的是能自由行走的人，应该像四处结交高贤名仕的“田龙”学习，四处求教丰富自己的德行。“或跃在渊，无咎。”，当你像龙那样有了入海的机会，当然可以像“蛟龙”那样随心施展拳脚。“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当你身处高位，像飞天的龙，那么最重要的事便是与最高领导互相沟通，以免发生误会。“亢龙，有悔”，所谓物极必反，如果身处高位居功自傲，刚愎自用，那么，你便有可能是那个被雷霆刑罚的“悔龙”了。
我们再打开《诗经》的第一篇《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首诗中的“关关雎鸠”，“参差荇菜”，虽然也可以被称作“意象”，但也比较勉强，因为它只是起到起兴作用的“声象”，并没有实际意义，比较接近于当今借情抒情的散文中的景致。
“窈窕淑女”可以视作意象吗？如果视作意象，那么就必须先有个前提，即这首诗是象征诗，据说孔子也是这么解读的。那么，这首诗可视作象征诗吗？笔者认为还不够典型，因为若将这样的现实主义叙述诗解作象征，那么，天下所有的诗都可视作象征诗了。因为这首诗的本体就是男女情，类似“寤寐求之”，“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等词语，唯有用在男女间的相互渴念之情才是最恰当的。若转换成对事业、对理想、对馆禄的渴求，谈不上典型性的拔高，升华，甚至是平行或降低，还不如以此为题另赋一首。而解读诗歌的首要准则就是象征物与被象征物，比喻物与被比喻物之间的高度契合，其次，象征与隐喻也有个次序，即用小去隐喻象征大，用浅去隐喻象征深，唯此才构成修辞的必要性和典型性。用男人和女人接吻来象征A国和B国建交不是不可，但没有直接解读成爱情更具典型性，这类似做生意，投资五个亿赚了两毛钱，不是不可以，但绝不是内行做的生意。
通过对《易经》与《诗经》开篇之作的对比，我们轻易便可看出，《易经》对意象的运用已经比较成熟了，甚至和当今的现代新诗中的深度意象已经颇为接近，而《诗经》对意象的运用尚在初级阶段，和当今的初级散文差不多。而《易经》的诞生年代又远早于《诗经》，那么，便不排除卜术在前方开道，诗歌在后面发扬光大的可能性，卜术与诗歌的师承关系还是存在的。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在白话《诗经》之外，还有另一本失传的更深刻的《诗经》，或者说，因为孔子不懂诗以及对道家文化的有意打压，把原《诗经》中有道家文化倾向的精英诗歌全部剔除，然后编了一本仅供大众需要的通俗《诗经》。如果真的是那样，对中国诗的起源问题可能还需要另一次假设。因为，在《诗经》诞生的时代（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天载配资，道家文化（尤其“三易”）占据主导地位，但“诗三百”中有这种文化倾向的却无一篇，这太不正常了。既然那个时代有老子这样的院士当图书馆长，负责整理皇帝遗著，而且稍后便出现了博士后级别的庄子和屈原，凭什么跨越五百年的精英诗人群体组合全部只有小学文化呢？估计，有名有姓的诗人作品全部被他们排除在外了，只剩下了平庸的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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